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纷纷显露，盘根错节联系在一起，很难分清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必须以整体性的全面改革予以应对。中央高层重视和要求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或将设立专门机构，走出一条改革的新路线。
“政府主导”模式走到尽头？
岁尾年初，高层忙于稳定物价，并为2011年经济工作提出总体要求作出全域性部署，这带有“危机处理”的鲜明特征，更体现了当前凸显的问题，也向高层提出了执政新课题和新挑战。
2010年物价一路狂奔，价格上涨的范围越来越大，呈现出逐月高涨的趋势。在这背后，是政府主导的追求增长的无度投资，是货币、信贷投放的快速增加，是资源配置脱离市场效率约束、无技术创新抑消费需求的低效扩张……总之，物价的节节攀升，是政府主导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再次走到尽头的一个突出表征。
对这一点，高层的认识还是清楚的，在2010年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提出2011年经济工作“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总体要求。但是，如何在治理通胀中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又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达到对通胀的有效治理，则是高层面对的一个难题。与此相关联的难题，还有在2011年如何同时实现经济增长、通胀治理和结构调整。
咨政人士向高层分析，中国的通胀形成以及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在很大程度上与以权力意志（追求GDP增长、发展新兴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等等）作为配置资源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很有关系。这种模式严重破坏了经济健康运行的微观基础，总是不断地在经济的宏观面上造成大麻烦，反过来又不断地需要动用行政化的“宏观调控”再为“政府主导经济”模式创造重新开机的条件。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运行越来越多地依赖“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行政化色彩愈来愈重，本该是短期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却趋向长期化，政府对资源要素的控制力度、投资上大项目特大项目的胃口、国有企业垄断的扩张和“国进民退”的程度都是空前的，这一切都大大挤压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增强自主创新活力的空间，使得中国经济一次又一次落入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巢穴不能自拔，反反复复上演投资─通胀─宏观调控─再投资─再通胀─再宏观调控的循环游戏。更值得忧虑的是，“政府主导经济”模式的强化，不但对经济的健康运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很大冲击和负面干扰，还和政治、社会生活等广泛领域出现的“权力主导一切”的倾向构成总体的、系统性的权力强化形态，与“十二五”规划提出实现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开放相颉颃。
咨政人士向高层建议，在治理通胀的同时，应该找准、抓住造成通胀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症结，启动深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宁愿牺牲一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的速度，也要尽快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赖以实现的体制机制建立起来，为“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施奠定下坚实制度基础。
社会反映集中于两个诉求
下一个五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改革如何部署安排、如何展开并推向深入的执政课题，在中国跨入“十二五”规划实施“开局之年”之际更多地提到高层面前。据悉，五中全会之后，中央高层人士让某些咨政机构和一些咨政人士了解调查社会各界对五中全会的反应，得到的反馈大都集中在“要求推进以限权、扩大公民参与和政治开放为重点的政体改革”、“要求加快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公民社会为主旨的社会体制改革步伐”这两个主要诉求上。
咨政机构和咨政人士依据社会调查情况向高层汇报，社会各阶层民众对近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所进行的改革总体评价有限，对五中全会提出在这些主要领域全面推进改革的前景普遍存有疑虑。基于这种认识和心理，加之官员腐败、贫富分化、司法不公、权力横行、言论控制、垄断扩张等诸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和矛盾愈益突出，当前中国社会就弥漫着一种焦虑燥动暴戾之气，它与同样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恰为“异体同构”，共同形成对中国改革的强大阻力。这种局面，就使得中国未来几年尽管可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却无法在以往那种“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尚比较协调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很有可能落入许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都很少能跳得出来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甚而会重演“改革被革命吞噬”的历史悲剧。对此，高层不可掉以轻心，必须下大决心冲破改革阻力，对改革作出新谋划，为改革做出大动作。
积极寻求新的改革路线
据透露，日前有前中央领导人邀集若干位咨政人士座谈，为中国改革问计。座谈中有一个话题，是如何认识辛亥革命和前苏联解体。有咨政人士提到，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也是前苏联解体、执政时间最长的苏共失去执政地位20周年。自近现代，中外这两个不同政权，都曾以“改革”为旗帜图变求新，而且确实不无创新创造且多有建树，顺应了它们所处时代的变革需求，但是它们却都没有最终逃脱覆灭的命运，何也？
咨政人士的一个解释是，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前苏共，它们的覆灭虽可作多种解释，但都不能将其归为因改革而覆灭，更不可归为因“方向错误的改革”而覆灭；它们覆灭的一个重大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无法继续改革或是将改革半途而废。这两个政权都上演了同一场“戏”：统治集团内主张改革的势力被反对改革的势力所取代吞并，统治集团外的革命力量最终将统治集团内的改革的和反改革的势力一并扫荡。从巩固执政者地位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和前苏共失去政权这两个历史事件，仍应得出当年邓小平曾经讲过的那样一个结论：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今天还要特别加上一条：不排除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将改革坚持下去，误将不改革少改革慢改革当作“改革”，也是死路一条！咨政人士向领导人建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已到尽头，存有重大弊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的不可持续也到了尽头，在“尽头”处不作改革的大动作，势必会催生“革命吞噬改革”的大动作。
来自接近高层的咨政人士称，有迹象表明，中央高层目前的确正在为启动新一轮全面改革的“大动作”筹谋划策。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级和重点任务，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而首次在中央全会上提出要“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则更是别有意味。
据透露，最先向高层提出“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建议的咨政人士认为，高层在确立“十二五”发展战略的中央全会上采纳了他们的这一建议，说明他们对中国改革的认知和推进方略又有新的考虑及谋划，正在寻求新的改革路线。
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从近一段时间多次与高层人士讨论改革问题的咨政人士所透露的信息中，可以发现两个变化：
一，高层“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是基于他们对改革形势的全面观察和把握。高层所要求的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在全党全国这一层加强对改革的统筹力度，就是把已经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改革、创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基本方向、基本目标、基本价值进行更具操作性的连接，把改革真正提升到制度、体制、机制建设的层面。总之，就是要求全面设计，为有序改革提供可供遵循的“序”。
高层认识到，对改革进行全面设计和规划，是因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纷纷显露，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很难分清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必须以整体性的全面改革予以应对。另外，改革30多年后的今天，需要从下到上推进的改革领域已经越来越少，需要从上到下推进的改革领域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涉及上层建筑的整体改革，风险大、成本高，牵一发动全身，但不改又不行，然而缺乏对改革的整体设计，改甚么也改不成。
还有一个情况是，在党和国家最高层次上长期对改革的整体设计不足，已经使当前改革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综观改革形势，一方面不少地方和部门都强调改革创新，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似乎从未停止过；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对改革还有诸多不满意。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正是改革整体设计和规划不到位。事实上，分散化改革实践的相加，难以形成当今中国所需要的全面改革局面，也难以保障改革能有正确方向。更重要的是，没有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更难以突破特殊利益集团利用部门、地方、机构的利益分割形成对改革的“绑架”和围困。一些部门打着改革、创新旗号扩张权力，既得利益膨胀，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改革确实存在被碎片化的可能。这种改革变形、改革碎片化现象，损害了改革的权威，使改革化于无形。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改革的整体设计、顶层设计，是从根本上遏制和削弱既得利益扩张、把他们对改革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限度所必需的。
二，高层重视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是要走出一条改革的新路径。咨政人士向高层指出，经过30年改革，中国已从穷国变成一个经济大国，证明以往采取的渐进的、先易后难的改革方式是正确的。但是要看到，这种改革方式并非永远正确适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从基层率先发动改革，工人、农民优先获益，所以他们支持改革。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从经济领域转到社会领域，从一般部门向垄断部门和公共权力部门推进，改革的受益群体开始从农民、工人转向了精英群体，随后又从精英群体转向了核心精英群体。随着改革深入，精英群体特别是那些核心的精英群体从改革中获得利益越来越多，而没有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工人农民获得的利益则很少，加速趋向边缘化。渐进的、先易后难的改革方式造成的这种局面，更由于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而无法再推行下去：
一是随着信息化、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普通民众要求公平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的诉求大大高涨，而特殊利益集团对财富和资源的无度垄断与民众利益诉求形成尖锐对立，两者矛盾加剧。二是权力和资源的配置离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越来越远，窒息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激化了社会的多种矛盾。渐进的、先易后难的改革方式不可延续，新的改革方式有待探求。
咨政人士向高层提出：当前中国改革的动力结构已与30年前不同，中国改革的动力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从国内看，当今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可逐步支撑社会主体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个群体人数未来很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阶层。他们有知识、有财产、有理性，既要求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又要求社会公正、平等、透明，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社会。从国际环境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上升，正成为世界多极格局当中重要的一极。所以，中国的改革已不能关起门来搞，国际社会也会要求中国通过改革建立的“游戏规则”不能与国际惯例相背离。
中国的改革要走新路线
上述两个大变化，要求中国的改革要走新路线：
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中国当前和今后应该紧紧地把握国内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国际政治结构的新变化，采取从上到下的改革路线，从难的方面率先攻关突破。同时，把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体制内和体制外结合起来。实现这种改革路线，就是要针对难题，选准影响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问题，自上而下集中力量进行改革，协调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协调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内外改革之间的关系，为中国下一步发展创造制度条件。
要在兼顾内外的宏观、全域层面上有顶层设计及整体推进方案，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设计的整体方案包括今后中国改革的整体思路、基本方向、最终目标等等；改革设计应有整体设计、长远设计，也应承前启后，上下衔接。为了更好地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社会成员均等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必须对政治权力、社会权力的结构进行科学配置，这是改革的顶层设计所须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后在体制改革方面，要重点选择公共权力、公共资源两个方面作为突破口。
改革的顶层设计要既有利于国内现代化，又能适应全球化进程要求。从上层建筑领域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降低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的阻力；要考虑怎样让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更加适应，让民主体制跟法制体制更加配合，让政府与社会、市场与政府、中央与地方、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更加和谐。在这个大思路下，在党政关系方面下一步可以考虑优先推进党内民主，并适时调整党政关系，把公共管理、社会事务管理方面的事情，更多地交由政府去完成。至于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改革的方向是要给政府权力“划界”，规定政府干预的范围要限定在市场失灵的领域，给市场经济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
改革用人制度，逐步扩大差额选举，扩大社会招聘范围。今后应扩大党政干部招聘范围，扩大差额选举，加大公推直选力度，让更多的优秀人才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党政关键部门和岗位。
或将设立相关专门机构
鉴于五中全会提出“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要求，一些咨政人士近来先后向高层提出“建立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专门机构”的建言，这些意见都得到高层人士的重视，据透露高层已将此事列入议事日程。咨政人士认为，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机构，并非要拿出详尽无遗的改革方案，而是把握规律，明确方向，划定边界，为改革建“序”。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不是舍弃邓小平早已指明的那条道路，即鼓励地方和基层进行改革探索的尝试，把他们的尝试加以概括、总结和提升，变成普遍适用的政策。只是仅此还不够。如果没有全域性的设计，改革往往会出现上下不协调的现象，或者是下动上不动，或者是下面动得快、上面动得慢，来自下面的尝试就如同碰到玻璃天花板，这会使改革风险大大增加，影响改革者的积极性。
设立专门的设计机构，可以为这些尝试划定明确的界限，降低改革者的风险，使上下的互动处于有序状态，从而对改革创新起鼓励、推动的作用。这个机构的职责，就是向中央提出多套备选的改革方案，由中央来选定。需要注意的是，设立设计机构要接受过去设置体改委的教训，不应赋予实权。实践表明，一旦设计机构有了实权，就往往会被部门利益所左右，很难再保持应有的统揽全域、超越部门的立场。
3月份召开“两会”，代表和委员们可能对“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高度关注，将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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